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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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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原名《马关新约》,又名《春帆楼条约》,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自光绪二十年七月初(8月初),中日两国宣战以后,清政府的决策人慈禧太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一直消极避战,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调停”上。但美、英、德、俄等国一直观望,各有打算,形不成一致的“调停”步骤。九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二十七日(8月27日)侵占安东和九连城。十月初九又攻陷金州。此时,一直支持日本侵华的美国,认为“调停”时机已到,日本已取得了足以压迫清政府投降的巨大胜利,于是,就在日军攻陷金州的同一天,美驻日公使谭恩根据本国政府训令,通知日本政府,对华战争应适可而止,否则,如果把中国打垮,其它列强可能会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并表示愿做中、日间的“调人”。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毕竟是个小国,财力有限,已感军需严重匮乏,所以表示接受。二十五日旅顺失陷。清政府再度向列强呼吁“调停”。美公使田贝(1830―1904)向清政府表示愿以“传信人”的身分,居间“调停”。本来,在此以前,清政府即想派员赴日,探询日本的“议和”条件,又怕日本以胜而骄,若派大员,恐为所轻,故决定派一名洋员前往,以为试探。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派出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赴日,结果碰壁,日本政府拒绝与之开议,德璀琳只好返回。十一月初一、初六,日本政府向谭恩提交两份备忘录,表示,中国若欲议和,须任命具备正当资格之全权委员前来,否则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是年底,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东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月31日),张、邵抵达广岛。日方代表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初七,双方代表举行谈判。按照日方拟定的议程,首先检验双方全权证书。中方代表所出示的“国书”中,明确载有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字样,而日方硬说中国代表的“全权权限”不完备,声称不能同随时须请旨遵行的所谓“全权大臣”谈判,强调中国必须派遣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日本方能与之谈判议和。所谓“位高望重”之全权委员,伊藤点名指出,惟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堪胜此任。张、邵只得于正月十八日离日归国。清廷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但李在去年八月十八日,因中日开战以来,统筹全局,日久无功,受到革职留任处分,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清廷宣布开复其“革留”处分,赏还翎顶,派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十三日,清廷托美使田贝将这一决定转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这才感到满意,于同日致电田贝,露出议和条件的轮廓,大体有三项:一要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要赔款;三要割地。并通过田贝向清廷暗示,来使必须具有执行此三种条件的全权,其中尤其强调割地权。清廷的答复是,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具有执行此等条件之全权。这样,李鸿章在出国以前,割地求和的局面已定。正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奉诏来京,他深知此次议和最大的难题是割地问题。故此来京后,连日拜会各国驻京公使,再次请求列强出面干涉,共同“劝阻”日本放弃割地要求。但到处碰壁,英、美两国拒绝,美使田贝并要他彻底抛弃求列强干涉的念头,尽快与日本议和。俄国则向日本表示,如日本要求中国割让海岛台湾,俄国无异议,但反对日本割取大陆土地。李鸿章一无所获,只得不惜一切条件向日本求和。为了逃避割地的罪责,表面上他声称不赞成割地,但又强调不割地无法求和,委曲婉转地表示,只有明确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才能赴日。此时慈禧称病躲入深宫,传话给李鸿章,让他“一切奉上旨”,显然也是想推卸割地卖国的罪名。光绪自然也不甘担此罪名,故一直犹豫不决。二月上旬,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光绪为形势所迫,终于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率参赞李经方(1855―1934,李鸿章子)、张孝谦、于式枚、徐寿朋(?―1901)、伍廷芳,以及美国顾问科士达(1836―1917)、毕德格(?―1902)等多人自天津乘船赴日,二十三日到达谈判地点马关。二十四日,李鸿章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春帆楼开始第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有两项内容,一是交换双方代表的全权证书,二是中国代表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二十五日第二次谈判,日本代表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一、停战期间,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该数处之清军武器、军需交日军暂管;二、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由日军管理;三、停战期内之日军军费、军需由中国支付。李鸿章认为条件太苛,没有答应。会后把日方停战条件电奏清廷。清廷急于实现停战,电示李鸿章可以允许停战期内支付军费一条,如日方仍不允,则暂且搁置,先向日方索要议和条款。二十八日,举行第三次谈判,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并未露清廷允许支付军费一条;同时向日方索要议和条款。日方答应次日可提示议和条款内容。但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行馆途中,突遇一日本暴徒行刺,面部受枪伤。这一消息传出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发出一片谴责日本和同情中国的声音。日本政府唯恐李鸿章借口负伤,中途回国,博取欧美各国同情,进而引出列强干涉,则对日本大为不利。因此一面严惩暴徒,一面打算在议和谈判的非实质性问题上作些许让步,以避免列强干涉。这个让步就是答应无条件停战。李鸿章很高兴,三月初五,在病榻上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停战条款,规定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起双方停战,至二十六日届满,如期内和议破裂,停战条款即告终止。
  三月初七,日方将和议条款底稿送交中方代表,限四日答复。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割让盛京省(辽宁)南部地方,包括辽东半岛(指从鸭绿江口抵安平河口向西划线,抵凤凰、海城、营口而止以南之奉天土地)及辽河以东、榆树以西以南、含辽阳、牛庄、田庄台等盛京省地方,并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属盛京省之诸岛屿;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三、中国赔款库平银3万万两。四、中、日两国之间原有双边条约一律作废,另行商定新约,日本应享有欧洲列强在通商方面的一切特权,并将2.5%的子口税减为值百抽二,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五、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六、日本臣民得在中国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免交进口税等等。还有许多关于通商、税则、存放货物、赔款利息等方面的无理要求,远远超过欧洲列强享有的侵华特权。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一面于三月十一日向日方提出说帖,表示对日本之议和条件,除朝鲜自主一条可允诺外,其它割地、赔款、通商特权等款,均要求过奢,万难应允。同时又以委婉的笔锋,对日方无理要求一一批驳,言之切切,颇能博取同情。陆奥宗光接读说帖后,认为这份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不失为一篇好文章”。遂与伊藤博文商讨对策。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认为,一开论驳之端,则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之余地,故此,不同中国讲道理,只要中国谈事实,或承认,或拒绝,以此迫其接受日本条款,此乃“胜于力而屈于理”的办法。伊藤接受陆奥意见,于三月十二日晚会李鸿章,令其对日方所开列之议和条件,“可否之处,即请明复”。十四日,李鸿章拟定一份商改约稿,对日方议和条件提出修改意见:一、朝鲜为特立自主国,中、日须共同“认明”。二、奉天南部辽阳等地以及台湾全岛,均为日军未到之地,中国不能割让;又按欧洲惯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占据,仍应归还,则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三、3万万两赔款为数过巨,中国无力承担。其它通商、税则等项亦均有申辩,表示“万难允行”。伊藤见到此修改意见后,即于当日邀李经方(因李鸿章受伤,已补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到他的行馆,进行恫吓,声称如中国不答应日方全部条件,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开往中国,北京的安危将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后,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至此,李鸿章知难以拖延,遂于十五日正式向日方提出修正案,做了更大的妥协。要点为:一、许割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允赔款1万万两;三、在通商、税则方面,答应另订新约,承认日本之最惠国待遇。三月十六日,中、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会谈中,日方提出一个改定条款“节略”(即对李鸿章三月十五日修正案之复文),赔款减为2万万两,割地亦稍有让步,原定榆树以西以南、海城以东以北之辽东土地(不含海城),不在割让之列,规定辽东半岛及奉天所属岛屿、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均割让给日本。伊藤蛮横地向李鸿章宣布:对日方条件,中方“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反问:“难道不准分辩?”伊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提出,赔款请再减少5000万两,割地应减去辽东之营口和台湾全岛。一直与伊藤争辩达2小时之久,但毫无效果,伊藤乘胜贪横,悍然坚拒,并限中方3日答复。会谈结束后,李鸿章立即致电清廷,报告会谈情况及日方最后所提条件;说明日方态度凶蛮,再无商谈余地,请旨定夺。清廷回电,仍要李鸿章力保台湾,实不得已,可以答应将台湾矿利让与日本,而土地、人民仍归中国。三月十七日、十九日,伊藤两次函告李鸿章,声明改稿“节略”为“尽头条款”,无商量余地,中国对之,“惟有允、否两字耳”。十九日一天内,李鸿章三次电达清廷,反复说明日方态度无可转寰,恐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并告以日方已从广岛派兵船30余艘开赴大连湾,如再迟延,和议有破裂之危险。二十日,李鸿章接到清廷最后谕旨,允其按日方条件定约。二十一日,中、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明知所议条款决无再改可能,然而在谈判中,仍可怜巴巴地作无谓争辩,希图争得一分即少损一分,结果只饱受对方揶揄。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马关条约》,共11款,另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辽东半岛及奉天省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日本政府得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六、为保证切实执行所订条款,允许日军暂驻山东威海卫。此外,在《另约》中规定了驻守威海卫之日军数目、活动范围以及与中国官署分别管理之权限等项。《议订专条》规定了本约各种文本之效力等项。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对伊藤说:“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伊藤答曰:“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二十四日,中国代表一行离日回国,二十六日,李鸿章上折奏报签约经过。此后

便躲到天津,称病不出,实则逃避国人唾骂。四月初八,清廷正式批准《马关条约》,初九,派伍廷芳为换约大臣。十四日晚,伍廷芳与日方换约大臣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条约。次年,又根据本条约有关规定,订立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日本从中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选自《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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