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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正——务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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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稳定了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到晚年,他满足于现状了。这样在当时的官场上,就渐渐滋长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这样一种腐败的风气。因此,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也就落到了康熙的继承者雍正的肩上。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雍正认为,对清官也要具体分析,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作用。
  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很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道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很难混下去。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倍加爱惜。
  河南大员田文镜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给他开列了十大罪状。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镜官升两级。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
  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在位也不过短短的十三年,由于他治理国家比较严厉,整顿官僚队伍也很严厉,所以在身前身后都留不少骂名。但是他能广开言路,对于他不懂的地方事务,鼓励官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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