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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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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埃德加·斯诺是朋友,都热爱中国。比起斯诺来,爱泼斯坦来到中国的时间更早,住的时间也更长。他说:“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1917年,他在两岁时就随父母来到哈尔滨;1920年,五岁时移居天津,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直到1944年才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写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探亲(他的父母1938年移居美国,爱泼斯坦留下了)。当他和他的英籍妻子邱茉莉去美国途经英国时,在是否准许爱泼斯坦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的内部曾发生过争论,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则持不同的意见——那时爱泼斯坦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不久,这位官员写道:因为他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他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表示可 以入境。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事实确是这样,他迷上了延安, 迷上了整个中国。新中国成立第三年,即1951年,他们就回来了。爱泼斯坦说:“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 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不幸邱茉莉在1984年逝世(如今,爱泼斯坦也在2005年5月26日病逝了)。爱泼斯坦 在1957年申请,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六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对中国的真挚感情,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和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这里有我无数的朋友和同志,有我的事业。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还要

亲身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去。”半个世纪以来,他已出版了数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人民之战》、《中国

劳工状况》、《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变迁》、《宋庆龄传》、《爱泼斯坦新

闻作品选》以及他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始终紧握着手中的笔,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著书立说。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青年时代就

参加了革命运动;母亲也具有进步思想。他在两岁时跟随父母经由日本到了中国,五岁时来到天津,生活在当时

完全殖民地化的天津租界,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十五岁在天津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上世纪三十

年代初期,他在北平结识埃德加·斯诺,就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他说:“抗日战争爆发,我的父母移居美国的

时候,我选择在中国住下,深信中国最后会赢得战争,并想用记者之笔记录这个过程,尽一点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当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一天,斯诺和英籍新西兰记者贝特

兰陪同邓颖超和王世英、张晓梅来到天津,要爱泼斯坦设法保护她们并护送她们脱险。他将她们安置在租界住下,

然后购买英商太古洋行的船票,陪同她们乘船到达烟台。那时三人全都化名化装,邓颖超称作“李太太”。以

后很久他才知道真相。 

爱泼斯坦转乘船到青岛上岸,那时,他作为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奔往前线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他曾

到过硝烟弥漫的台儿庄前线,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战地通讯。 

1938年,随着战局的发展,爱泼斯坦转往广州和香港。他在那里参加了宋庆龄创建的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并且负责主编同盟的刊物英文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广泛争取各

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并且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他在香港撰写了《人民之战》一书,系统介

绍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他被关进日本侵略者的集中营。次年3月,他和几个朋友

一起机智而勇敢地逃脱了魔爪,从澳门转移到桂林,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成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 

与周恩来的深厚友谊 

爱泼斯坦早就异常崇敬周恩来同志,虽然稍迟一些时间才看到他。他和第一个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是很要好的朋友,当斯诺访问陕北后,回到北平的时候,1936年冬天,他听了斯诺的谈话,看了《西行漫

记》的初稿以及他所拍摄的照片,周恩来和中共领袖们的形象和言论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不久发生了“西安

事变”,他又在斯诺那里看到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英籍新西兰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从西安的

来信,记述周恩来在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解决西安事变“这次危险而又成功的使命中,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使

这个事件成为全国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转折点”。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在武汉看见了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周恩来。爱泼斯坦成了八路军办事处

的常客,受到热情的接待。他说:“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时去拜访他,尽管我那时年轻(只23岁),各方面不

成熟,但他还是很耐心地、热情地对我讲解了许多事情。他那坚毅、诚恳、明确、有耐心和对原则问题极端严肃

的态度,同他的豪爽风度和言谈交织在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那么谈笑风生,不咬文嚼字,敷衍

了事或干巴巴的。有时候他还派助手来提醒我对各种事件和倾向的注意,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过去所不知道及不

了解的事情。” 

以后到了重庆,和周恩来接触的机会就多了。爱泼斯坦说:“在重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所获得最可靠的消

息都来自周恩来的办公室,有的是直接取得的,有的是通过龚澎或他的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同外国记者

保持着经常接触。”在重庆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所表现的机智勇敢、刚毅不屈的精神

他说:“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暗中下毒手,在皖南事变中向新四军发动了血腥的攻击。周恩来同志机智

无畏地进行了斗争。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要把事实真相登出来,被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官删去了。周恩

来同志亲自执笔写了一首控诉的诗,照相制版后,填补在‘开天窗’的空白版面上,谴责这次血腥进攻。等新闻

检查官回家后,他指示报纸重新开印。并且宣布,假如敌人妄图以‘违法’的罪名逮捕报社任何工作人员的话,

那就得先逮捕他本人。周恩来同志把关于这个事件的党的全部声明交给了当时正在重庆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她立刻把这些声明带到国外,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1944年夏天,爱泼斯坦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及晋绥解放区。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接待记者团。爱泼

斯坦单独访问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对延安和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对爱泼斯坦有极大影响。以后有人曾经问他:

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有哪些?爱泼斯坦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中,令我最难

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当时我

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回到重庆不久,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决定暂时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他们夫妇向周恩来告别的时候,周恩来与他

们进行了坦诚直率的谈话。 

爱泼斯坦回到美国,写成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本书翻译成德、波、匈等国文字在各国发行,产生了重大

影响。 

他在美国期间,常常思念中国。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

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希望尽早能够回到中国。 

在周总理支持下主编《中国建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宋庆龄邀请他和夫人邱茉莉回中国筹办英文版《中国建设》。当时美国在

麦卡锡主义笼罩下掀起了反共逆流,他们排除阻力,绕道波兰等国,终于回到中国。他们6月到达北京,立即筹

办刊物,担任执行编辑职务,以后他担任这个刊物的总编辑,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北京后,爱泼斯坦会见周恩来的机会多了,经常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的时候,周恩

来为它题词:“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还亲自到《中国建设》编辑部来祝贺。 

五十年代末期,极“左”思潮在意识领域逐渐泛滥开来。1958年,有些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要《中国建设》

刊载“更多的政治内容”。周恩来听到有关汇报后指示说:他对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原有的风格这一点特别

注意。《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

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在此以前,他对这个刊物的编辑方针就有过指示:“以社

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他认为,要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中国建设》正是按照这个方针办的,周恩来的话给予他们极

大支持。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愈加膨胀。1967年2月26日,周恩来对《中国建设》新成立的“左”派领导

机构“中国建设革命生产委员会”指示说:“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在民族主义国家,

他们处在反帝、反封建的阶段。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段,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东西,对阿尔巴尼亚宣

传还差不多;对其他许多国家,人家不敢买,等于号召他们人民起来把它推翻。这样宣传反而使毛泽东思想不能

普遍照耀,只能照耀左派。如果这样做,只能左派接受,其他都不能接受。都是左派就没有意义了。……事情要

有阶级分析,不能蛮干,要区别对待。……你们的杂志调子高了,拿出去没人买了。《中国建设》就是做资产阶

级的工作,要区别对待。主席一再强调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他们还是民主革命时期,杂志不区别性质是出不

去的。各种刊物都要区别对待,要有分工,如果不这样,内容都一样了。” 

其间,爱泼斯坦和他在《中国建设》做专家的夫人邱茉莉都蒙受了冤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迫害。

但是,这种不幸遭遇并没有动摇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爱泼斯坦以自己的坚贞不屈体现

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这个时候,是周恩来总理伸出救援的手,把他们夫妇从监狱里解救出来。 

1976年1月,周恩来因病逝世,爱泼斯坦异常悲痛,他写了长篇悼文《一位令人永不忘怀的伟大战士》,寄托不

尽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新闻工作者的典范 

爱泼斯坦毕生从事新闻工作,非常勤奋,富于敬业精神。他主持《中国建设》的编辑业务,虽然十分繁忙,还经

常外出采访,写了许多著作。 

为了写反映西藏变化的书,他不顾自己的高龄,于1985年第四次访问了西藏,准备写一本《西藏的变迁》的续编。

他对写此书异常严肃认真,为了写《西藏的变迁》,他在1955年第一次入藏,从成都坐吉普车去拉萨,整整走

了十二天。十年以后,1965年他又去了西藏。又过了十年,1976年,他们夫妇一齐去了西藏,他们在被称作“世

界屋脊”的西藏高原,辛苦跋涉到了许多偏远地区,深入到牧区草原,先后大约访问过各阶层的七八百人,仅爱

泼斯坦就记下了约达九十万字的三千页笔记,装了一大箱子。这些材料都分了类,做出卡片。他花了三十年的心

血,终了写出了这本长达二十万言的著作。他说:“我写西藏,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毕生忠于记者职务的意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出版的《中华英烈》杂志,1986年第

五期要编一组文章,纪念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林枫同志(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高级

党校校长),我约请爱泼斯坦撰写一篇回忆文章。他根据保存下来的、四十年代在晋绥解放区访问时任中共中央

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同志的笔记,几天后就送来一篇文章《很久以前认识的今天了解的林枫同志》,还附来一

张当年访问时和林枫同志的合影。——这就是说,上世纪四十年代访问晋绥解放区的笔记和照片,他一直从延安

带到重庆,又从美国带到北京。经历半个世纪,闯过多少难关,经历多少磨难,始终带在身边。如果没有坚毅的

事业精神,能够做得到吗?光是这一点,也堪称新闻工作者的典范! 

我和艾培(这是他的爱称,熟悉的同志都这样叫他)同志的交往已经有些年代。1944年他到晋绥解放区访问的时候,

我正在《晋绥日报》的前身《抗战日报》工作。1979年我到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的时候,他正担任《中国

建设》的总编辑。几十年来交往较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为新华出版社编选《外国人看中国抗战》那套丛书(共计十册,其中有爱泼斯坦写的《中国未

完成的革命》),要为每一本书写一篇跋,介绍各书的作者经历和各书的基本内容。爱泼斯坦对这套丛书的大部

分作者都较熟悉,我在写作各书跋的时候,经常向他请教,得到他热情的帮助。我九十年代写作《王震传》的时

候,他在上卷出版时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评介文章向读者推荐。——1944年他在延安访问时,王震同志负责接

待记者团,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近年他经常是在病中,对我撰写《新闻界良师益友周恩来》这本书还是

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他近年出版的一些著作,每一本都寄赠给我,这些都使我非常感谢。 

在多年的交往中,爱泼斯坦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真诚地热爱中国的,比起某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爱

得真挚、热烈。什么力量也都动摇不了他热爱中国的信念,即使在“文革”中遭到横逆的时刻,如同他在回忆录

《见证中国》里面写的:“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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